“死宅恶心”还是“女拳凶猛”?:女性主义和萌系御宅文化的反思

编辑:dd时间:2021-01-13 14:54点击:

“女性”并不是唯一在社会里受到偏见的群体,代表御宅文化的萌系表现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偏见。

12月,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内的娱乐主题乐园“哆啦A梦 开心空中公园”中静香入浴场景的主题设施引爆女性主义舆论。随后,日本网友虫线日在请愿网站change发布请愿,希望朝日电视台和《哆啦A梦》制作公司删除大雄偷窥静香洗澡的场景,并称因为这会助长现实中偷窥女性洗澡的行为,也可能会给《哆啦A梦》的未成年受众带来错误的引导。

新千岁机场内静香入浴的主题设施,需要注意的是打开门后会有桶飞过来阻止偷窥,图片:livedoor。

许多人以为日本动漫终于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审视,开始了反省。然而,这其实只是故事的一半。对于熟悉日本社交媒体的人来说,虫真绿野对于《哆啦A梦》的指控只不过是日本动漫形象和女性主义间旷日持久的对立战的又一役而已。

应该说,虫真绿野出于对涉世不深的儿童考虑而诉诸大众的请愿还算合情合理,也因此没有受到太多反对的声音。但是就像下面几个例子一样,不少的女性主义申诉却引起争议,导致了赛博空间的“炎上”:

日本环境省2017年“Cool Choice”活动一环而创作出的萌系角色君野今/君野未来,图片:官网。

作为日本环境省的“Cool Choice”活动一环而创作出的萌系角色君野今/君野未来,在诞生三年后的2020年8月,却突然遭到了攻击:“这角色感觉上像一种圈地自萌的笑料。不仅是歧视也很低俗”、“别再创作制服角色了吧!这是在公共场合消费年轻女性。”

对此,环境省没有作出评论,只是在相关报道中附上了一句:“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意见”。从女性主义者们所关注的“身高158厘米”、“女高中生”、“只穿了一只袜子”等要素,很难看出具体的女性主义问题。替代环境省给予回应的,却是反过来批判了这些女性主义者“限制表现自由”的广大御宅文化拥护者。

同月,北九州市议会议员村上沙都子“指控”早于2013年就已登场的京都市地铁萌系宣传“坐地铁吧”中的角色是“男性凝视下的产物”。然而,指责这些角色“裙子过短、看到了底裤”的川上也许不知道,该宣传企划早就因其高水准和不过分媚萌的设计赢得了广泛人气,也是京都用萌系角色振兴街道的成功范例。该宣传作品所追求的表现上的平衡是如此彻底,其中甚至还有“专门听取交通局女性职员的意见后”设计的男高中生角色。

有人澄清旁边明明还有男性角色和没穿短裙的角色,那个露出的底裤怎么看也只是紧身运动裤,图片:推特。

大概是别的女性主义者们也难以理解村上这种自鸣得意而无理取闹的指控,这则指控下几乎都是批评村上的留言。评论中,有人澄清旁边明明还有男性角色和没穿短裙的角色,那个露出的底裤怎么看也只是紧身运动裤。

女性主义者指控《农林》的海报是“性骚扰”时作为正面例子引用了“坐地铁吧”作比较,图片:推特。

更有用户锐利地发现同样是女权主义者在指控2015年动画《农林》的海报是“性骚扰”时,曾一度拿“坐地铁吧”当作健全的正面例子进行比较。同一部作品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可以发现,某些人的标准是前后不一的。

日本红十字会和《宇崎学妹想要玩!》合作中系列海报中的一个,图片:日本红十字会。

与2015年对《农林》海报过于性感的指控类似,2019年10月,日本红十字会和《宇崎学妹想要玩!》合作,为前来献血的该作粉丝送上透明文件夹活动的宣传海报也受到“不知廉耻”的指控。角色形象上的巨乳和充满情欲的表情就成为了这里的焦点。大阪大学教授牟田和恵对此指出:这是一种通过描写“过度性感”的角色而实现的女性“性”的断片化、抽离人格进行物化的“环境型性骚扰”。然而,对于类似的内衣模特广告是不是会有同样问题的疑问,牟田却说:“当今早已不是为这些性而感到羞耻的年代,必须更新自己的认知,就算看到这些女性贴身的日常用品,反射性联想到相关内容,也不要把羞涩感表现出来,而是把周围的女性当作一个人来尊重和对待。这就应该是生活在21世纪现代人的感觉。”

这些萌绘的批判者们反复强调:“不是因为是萌绘才批判”,而是因为作品里存在歧视女性的信息,没有排斥萌绘文化的意思。然而,从“环境省”和“京都地铁”事例的批判中随意的选择性截取(cherry pick),以及牟田对于萌系“角色”和内衣广告“真人”的双重标准,我们很难想象占领言论制高点的政治家和教授的批判对象不是“萌绘”本身。

小学馆《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中附言,图片:知乎。

类似的,批判静香入浴场景的虫真绿野也许不知道,就像小学馆在书中所说,《哆啦A梦》的作者藤本弘在作品中通过这一场景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人类最原初的对于性的好奇。其实,作品描绘出的不仅有静香的身体,也有包括大雄在内的男孩子们的身体。我们确实需要在孩童接触到这些作品中的类似表现时加以正确的引导,但对于作品表现中存在的时代遗留问题,一味无视作品时代性和著作权去规制和篡改也不是办法,更多的还需要综合家长和学校的教育来引导和解决。

其实,就像每个人的性向和感性不同,我们对于“性感”这一概念无法从公共角度进行绝对量化,也很难定义什么才是“过于性感”。那么,在今日重复上演的日本女权主义和动漫文化的对立中,女性主义者为何会时不时被批评带上主观色彩?而她们的指控又为何往往会受到另一群人更加强烈的反击?

特定的“形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称作“不好”?参照上面的例子,批判者往往会把原因归结于“对现实产生不好的影响”。

然而,这种思考方法其实是值得推敲的。就像静香入浴的例子里,如果对象是几乎没有阅历的小孩子,可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然而当积累一定阅历、达到一定年龄后,接触“形象”的态度也不可能继续那么单纯:人们往往会采用批判的态度,开始把动漫和广告当作“作品”作出价值判断和解释。绘画等艺术性的鉴赏更是与这种批评、判断的态度有着强烈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所有的“形象”一律看作“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存在。

对比形象和现实,考察前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后者——2020年挪威霍尔贝格奖得主、艺术史学者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在她的论文里就对这种问题意识进行了批判。这是因为,去考察女性形象和现实女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容易忽视形象中的女性本身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

波洛克所关注的是“去描绘形象”这一现实行为。不论是动画、广告还是绘画,都是描绘行为的产物,其中的女性的形象必然会伴随“描绘”这一行为。在寻找“形象”和“现实”间对应和影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忽视形象是怎样被“描绘”出来的这一“现实”。

例如,美术史上,女性性道德日趋严格的19世纪以后,女性裸体绘画却反而开始频繁登场。波洛克就从这些女性裸画中发现了一种“自然”的女性身体和通过绘画把女性身体作为艺术作品鉴赏和拥有的男性间的非对称关系。使这些女性裸体画成立的,是以特定的文化性、社会性符号“定义”女性身体的创作行为。画家苏珊瓦拉东在《拿着调色板的裸体》里就通过把绘画行为的主体置换为裸女,批判了被画的女性和绘画者、鉴赏者的男性之间的不对等关系。

“创造女性形象”与“赋予女性意义”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就需要去探讨描绘行为是在赋予怎样的意义,也就是考察其中运用的“文化性、社会性符号”。

波洛克对于绘画的主张并不是只属于女性主义者。社会学中开拓了“相互行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厄文高夫曼也在同一时期就广告进行了分析。他在《性别广告》一书中,引用了500多张广告照片,考察了其中男女是怎样的存在,两者间又有什么关系。

高夫曼发现,这些照片中都存在一种行为编码,帮助读者瞬间理解照片中的人物性别、职业和对他人起到的社会角色。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总伴随一种展示身份的相互行为,也因此这些行为编码会被习惯性的形式化。广告照片中,为了让观众瞬间理解内容,这种扎根于日常生活的编码就会被进一步夸张。某种意义上,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已经脱离了其个人身份,完全成为了让读者理解其性别和社会身份(职业、家庭内地位)的符号。

可以说,创作和理解广告照片时,我们也在利用“男/女会分别怎样行动”、“从事什么职业”、“在家庭中担当什么角色”等编码。广告照片中的人物通过这些编码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意义又会再次被观众解读。既然如此,那么不用去寻找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这些照片中的形象本来就与我们“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绘画或广告中出现特定对象时,“描绘“这一行为就已经对这个对象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于是,动漫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就是对于某种女性意义的再现。

既然制作形象本身就是赋予形象意义的行为,那么为了分析某个形象的“不好”,就不是单纯去谈论和“现实”之间的影响关系,而需要去思考其中所采用的文化性、社会性符号和行为,以及“将这个形象在特定的媒体以特定的方式展示”这个行为本身的性质。

此时,在创作形象时对女性赋予的意义,是否会同样出现在这种创作行为之外,就显得格外重要。日本的绘画、广告常常刻画女性,就是在对女性身体赋予“鉴赏对象”的意义。这一意义确实也能在现实中的日本找到:女性外貌经常会受到外界评价,女性化妆也被当作理所应当的社交礼仪。类似的,绘画和广告中对“看护劳动是女性的工作”的意义赋予也对应了现实中日本女性多被要求接待和打扫、聚餐中主动分沙拉被称作“女子力”等现象。可以说,用这些特定符号或编码去创作形象,其实也不过是利用同样的符号和编码对现实活动的再现。

于是,女性主义者们会批判特定女性形象的真正原因,就并不是她们口中的“对于现实的影响”。因为这些对女性赋予了特定意义的形象只是再现了有着同样意义的现实行为,女性主义者们才会经历经验上的累加,觉得“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正是对社会上的性歧视、女性作为性道具的物化现象感到压抑的女性主义者们,才会对刻画了相似女性形象的作品产生相似的压抑反应。相反,对于没有感到压抑的人来说,形象就不会导致经验的累加,最多只会感觉有点“刻板印象”。

女性主义哲学家Miranda Fricker近年来对于社会中少数人群所蒙受的不正义,提出了一个“认识性不正义”的概念。这种不正义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在于社会中没有足够资源去表现这些少数人的压抑性经验。

例如,在日本记者伊藤诗织所代表的“me too”运动前,在“女性口中的NO就是YES”、“女性一个人进入男性的房间就表示她同意性交”等想法得到了广泛传播的社会里,性暴力受害者的女性就往往无法准确认识自身的受害经历。类似的,在“性骚扰”这一概念诞生前,就算被当作性的对象而受到伤害,职场女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直接被施加暴力、被歧视的“不正义”不同,这些状况是“伤害”本身难以“被认识为伤害”的一种“不正义”的状况。

可以说,从形象中获得累加认识的女性主义者的经验就和这种认识性不正义相关。她们能从同样有着女性从事看护劳动、性物化意义的形象中获得“这里也”出现了同样问题的感受,正是因为社会中缺少把这些问题本身当作问题的资源,即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足。

于是,探讨某个女性形象的“不好”,就不能只看形象画了什么,而是需要将形象与女性在历史上、社会上所处的状况和境遇关联起来进行考察。也就是在考察形象是如何通过可被理解的符号和编码赋予这一意义的同时,也需要跟有着同样意义的相关符号和编码——升学就业的性别歧视、DV、痴汉、AV、性骚扰、性暴力等现象进行关联。

不难发现,女性主义者们对于萌系角色的指控,往往基于她们个人在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压抑性经验。这种问题确实也存在于当代男权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也因此这种观点会受到支持和共鸣。然而,随着认识性不正义伤害的累加,在压抑感中女性主义者往往会对一些关系不大的形象也产生连带的刻板印象和过激的情绪,不知不觉中从受害者转变为了加害者。

认识性不正义使女性主义者们从萌系表现联想到现实中女性歧视问题所带来的压抑,作出了各种“指控”。可就像她们时不时会脱离背景对表现作出的主观判断一样,从“萌系女性角色”中忽视“萌系”的背景并直接联系社会中存在的女性问题,也是一种忽略“萌系角色”这种刻画手法背后的御宅文化脉络、往“萌系角色”上贴标签的片面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们的“指控”往往会遭到拥护萌系文化的御宅族的攻击:“女性”并不是唯一在社会里受到偏见的群体,代表御宅文化的萌系表现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偏见。

不论是女性主义还是萌系表现,表面的说辞下往往隐藏着真实的情感和原因:就像女性主义者口中的“对现实产生不好的影响”其实并非她们指控的核心,指控公共广告中使用的萌系角色的女性主义者们会被围攻,其实也与围攻者们常用的“违反表现的自由”无关,而是一种因萌系表现的社会正当性被否认的义愤。

宫崎勤事件后报纸将犯罪的原因直指其背后的美少女动画和御宅文化,图片:网络。

在日本,动漫文化在其黎明期被认为剥夺了孩子读书学习的时间、向他们灌输了性与暴力,而一度成为了家长和教育者的敌人。成年后也沉溺于这种“邪恶文化”中的人和面向他们的“御宅”和“Comic Market(CM)同人展”也成了不被社会理解的族群。随后,从诱拐、残害幼女的犯人家中搜出许多萝莉控动画的“宫崎勤事件”更加速了社会对这一族群的刻板印象和妖魔化,御宅族从此被视作了“危险”的存在。于是,彼时作为“全民公敌”的御宅族为了生活在社会里,必须拼命隐藏自己的身份。“隐藏身份”就成了当时御宅生活在社会里所必要的谋生手段,因身份暴露而受到偏见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作自受。我们也可以从《电车男》、《阿宅的恋爱真难》等刻画御宅族生活的作品中发现这种氛围。

2-30年后,扎根御宅文化的创作者们通过丰饶的娱乐和作品,把御宅文化培育成了闻名世界的日本标志性文化。随着喜欢动漫的一代人渐渐进入社会中心,曾因御宅身份遭到排挤的人也开始获得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开始光明正大的支持御宅产业。昔日的御宅也化身为表现的自由而战的政治家和各种社会活动家,将御宅们表现的权力守护至今。

正是在几代御宅的不懈努力下,日本的各个地方政府和团体才会逐渐将他们所喜欢的《LOVE LIVE》、《绊爱》、《幸运星》、《轻音少女》、《农林》等作品融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公共场合开始出现的萌绘本身也给御宅族放出了惊喜的肯定信号:再也不用继续隐藏身份了。于是,置身一次次舞台圣地之旅的激动情感化作自豪,因一张张秀色可餐的萌绘而双眼湿润的御宅们又得到了洗礼——御宅们和日本的地域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日本红十字会与萌文化的合作也见证了社会与御宅们的殷弘羁绊:CM会场流动献血点开设20年以来,御宅们一直积极献血,10年来下降了3成的年轻献血者人数在CM会场不降反升,达到1.7倍。作为回应,2013年红十字会开始给献血者送去动漫相关的纪念品。也因此,牟田对于宇崎学妹海报的指责会遭遇如此多人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于理解和接受了萌文化的红十字会的侮辱,也是对红十字会与御宅通过献血谱写的历史的冒渎。

就算在已跻身日本标志性文化的今天,以萌绘为代表的御宅文化却还在遭到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各种主流文化的偏见和歧视。尽管也许是出于无意,她们口中“这种萌绘不适合公共场所”的话语,以及对于角色背后所继承的文化脉络的轻视,在御宅们看来,就是企图将萌文化再次从公共环境中排除,将御宅再次边缘化、透明化的最直接的讯息。女性主义者在为女性的认识性不正义发声的同时,却没想到,她们的指控也贡献给了对萌系绘画的认识性不正义,伤害到了另一个群体。通过相似的经验累积而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有女性,也有御宅们。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萌系角色代表的御宅文化和女性在日本的历史和所处社会环境不一样。然而,这种“不一样”并不能作为遭到忽视的理由。更何况,在价值观多样化的今天,就像伊藤诗织所代表的“me too”运动一样,女性作为更为普遍的群体相对容易受到公共关注,御宅文化本身的“亚文化”属性则更容易受到边缘化。

就在女性主义者和御宅们一轮轮的对立和憎恶中,对于话语权的主张甚至开始升级至对人格和外貌的诽谤和中伤。在欧美,将自己没有性伴侣的原因归作女性、女性主义者乃至整个社会的错的非自愿独身者(Involuntary celibate)们可以说就是这种连锁不断反复的结果。

加拿大的非自愿独身者所引起的恐怖事件导致10人丧生,图片:independent。

非自愿独身者们为了报复社会,通过暴力和强奸等行为“惩罚女性”,标榜这一人群理念的恐怖枪击事件也时有发生。对于这种对立的升级,当代社会该怎么解决呢?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社会性成功、赢得理想的伴侣。将这种没有回报的原因归作男或女、萌绘或女性主义的错,进行攻击,也仅能获得一时的安心。然而这并不是解决的办法。

那么对于这些需求没有获得满足的人,就需要一套与传统的社会性成功以及婚恋原理不同的代替性价值观同时扎根社会,提供被认可和肯定的居所。御宅文化恰恰就是这种代替性价值观。

必须承认,内卷化的当代御宅文化中确实也有许多享乐、颓废、将性商品化的形象。对于在“萌系”之外存在切实理由影响公共空间的属于私密领域的作品,不能放任自流,需要进行分级和规制。然而也不能忘记,正是通过这些私密的作品,御宅们就算没实现社会性成功,未得异性欣赏,也不用去模仿PUA,就能获得性和认可的快乐。也正是这样,人们才能将支配社会竞争和婚恋等现实的传统价值观相对化,在这个文化的空间里实现自由。可以说,非自愿独身者的文化在以日本为首的东南亚没有像欧美那样得到进一步扩大,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御宅文化这个空间能够收容没能融入传统成功主义价值观的人们。

更何况,御宅文化作为形象创造文化的一支,也理应具备开拓新的理解世界的可能性。就像宣传性别平等的广告开始获得戛纳狮子国际创意节广告奖表彰一样,随着《冰雪奇缘》、《海洋奇缘》等作品打破过去迪斯尼的公主观,越来越多具社会、环保、人文关怀的作品出现,御宅文化并不是一味强化某种认识性不正义,也给社会提供了打破这些不正义的资源。

甘地所言极是:“以眼还眼,只会让世界盲目。”12月,曾经在推特等SNS上针尖对麦芒的当代日本女性主义者和御宅们也放下偏见,走进了为了破冰的网络研讨会。通过公共的意见交换和对话,日本当代的女性主义和御宅文化都得到了更新。在愈发多样化的当下,以萌绘为代表的御宅文化和女性主义之间,只有通过互相探寻和了解各自主张和表现背后的历史和文脉,倾听对方真实的声音,保持对话,才能在主张中避免践踏到同样受伤的对方。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一个尊重多样价值观的公共环境,最终打破憎恶和对立背后的认识性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