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范式与批评实践审思

编辑:dd时间:2021-01-13 14:54点击: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成绩斐然,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从“人学范式”、“现代性范式”到“后女性主义范式”,从演进逻辑上看,呈现从单一到丰富并逐渐深化的走势,逐渐由文学层面向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开拓和推进。范式的转换在令研究和批评实践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一定的偏颇。简言之,即文化政治学的意味越来越强,而文学研究应有的语言—审美等元素被削弱或弱化,文学的审美分析受到排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较而言,新时期以来我国女性主义理论建设少有自主创新,批评实践则较为繁荣,形成不均衡的发展格局。

标题注释:本文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当前文化与文学热点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正如许多思潮的引介与问题的讨论,文学研究界都是率先而动、最先触及一样,新时期以来,女性问题的最早提出并引发理论界的关注讨论也是在文学界,有学者指出:“妇女问题的提出和尖锐表现,最早是在文学而不是在社会领域,无意中使得有关妇女的文学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导火索和先驱”①。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并在众声喧哗中发出了自己的强音。女性文学研究及其批评实践行进至此,有必要对其范式转换和批评实践进行阶段性的审视与反思,同时更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检省,厘清并理性认知其效度与限度,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理论的阐释价值和作用。

范式(paradigm)概念由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做了系统阐述,在人文学科中主要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及其批评实践,从研究范式角度看,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1978-1988)体现“人学范式”的新启蒙主义时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体现“现代性范式”的本土化时期,90年代末以来体现“后女性主义范式”的后现代时期。依据理论范式转换与发展的逻辑,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可以说,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构成了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内在的研究机理,二者互为表里。同时,女性文学研究与整个女性文学发展也存在同频共振的特点,呈现创作与批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态势。细致辨析,新时期以来我国女性主义理论建设少有自主创新,批评实践则较为繁荣,形成不均衡的发展格局。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思想取向纷繁复杂。从康德对启蒙的经典论述中可以明确,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新启蒙主义,对人的高度重视是最核心的价值立场,即对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关注,重塑人被贬抑和束缚的地位,追索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伴随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大幕的拉开,文学界从“伤痕”和“反思”中开始了对历史与人的存在的批判性反观与书写,不乏自“五四”后人的再度觉醒的意味。与此同时,女性文学逐渐复苏,女性主义理论引介也随之开始。此时文学研究的主旋律是人如何从政治意识宰制下脱解,恢复文学研究应有的、本真的以文化—审美为旨归的阐释与解析,女性文学研究亦是如此。事实上,女性文学研究担负着多重任务,既有从人性、人道主义角度对文学文本的观照与剖析,又有从性别意识维度对文本书写的审视和拷问,更有对女性所遭逢的歧视与不公的诘问和控诉,呼唤两性在人的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将人本思想的重拾与高扬同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并举,既体现了新时期文学新启蒙主义“人性启蒙”的主导内涵,又包含着对女性性别与心理的初步探索。严格意义上讲,这是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早期阶段,也是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实践的准备期。这一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女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与批评,二是介述和评析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运动。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文学研究成果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场,刘慧英、赵园、林丹娅、吴黛英、李小江、盛英、王友琴、李子云、吴宗蕙等较为活跃,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批评多关注女性文学出现和崛起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有意识地从人的尊严和女性意识的角度切入,解读、分析女性作家创作的情况及文本的内涵,挖掘女性作为人的觉醒和女性自身的精神诉求及女性文学的特质与贡献,多涉及社会历史成因、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女性风格等方面的分析,采用较为传统的文学社会历史学方法,运用纯粹的女性主义话语资源进行研究尚不多见。人的觉醒到女性的觉醒作为相伴而生的两种思想意识,构成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蕴意和底色,也是批评家着力探究之点,冰心1990年底在为《妇女研究》杂志题词中还在强调:“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由此可见,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者一直将“人的自觉”与“女性自觉”相统一作为思想前提与逻辑起点,作为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

在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实践方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与译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西方女性主义流派和理论观点纷纷涌入,弗尼吉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女性迷思》《第二阶段》等影响巨大,另外玛丽·伊格尔顿编撰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国内第一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流派与思潮,包括女性主义批评阵营的英美学派、法国学派以及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女性批评等。这一时期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主要偏重英美学派,对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引入相对少,后者的大规模引入始于90年代中后期。

就像李小江一篇文章的名字《为妇女文学正名》一样,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就是关于女性文学概念的论辩。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朱虹于1981年首次引入“妇女文学”概念②,介绍“妇女意识”,此后学界对女性文学概念及内涵展开争鸣,从1984-1988年发表数十篇论文,这些讨论力图从本源性层面廓清女性文学的内涵、特质和边界,对扩大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即拒绝认同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的属性定位,这一时期,以著名女作家张洁、张抗抗为代表,她们不断声明和阐述自己的反感立场,表达不愿意被囿于女性文学范围,更愿意站在超性别立场来自我定位。她们的这种坚持从本质上看,与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启蒙主义的人学范式正相契合,与女性文学研究的思想诉求并不矛盾,皆具有人的觉醒的内在蕴含,只不过是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和层面的不同而已。

总的来看,新启蒙主义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主要是在人学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们站在人学立场上秉持“首先是人,然后是女人”的理念,同时擎起了“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精神的旌旗,用女性文学研究者刘思谦的话来说,这种理论的归属就是女性人文主义,“女性的发现和觉醒是人文价值理想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命名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③。第一阶段的文本研究与理论译介,皆是基础性和拓荒性的,同时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实践的意义还在于,一方面,它是五四文学传统的承袭与接续,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文学关于女性“个性解放”命题的思考与书写,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继续进行逻辑的延展与深化,“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的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中断已久的庐隐的《海边故人》、冯沅君的《隔绝之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传统得到了延续”④。另一方面,它又是新启蒙主义文学话语的重要组成板块,更是构成改革开放的思想与文化话语的一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言:“倡导两性平等的性别意识,构成了‘改革开放意识’及‘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⑤。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而是积极运用外来理论反思与审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现实,解析新时期女作家创作的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开启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本土化历程。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呈现集中喷发的态势,一批女性文学研究丛书、女性文学史论论著问世,如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填补了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空白,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刘慧英的《突破男权传统的樊篱》、林丹娅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刘思谦的《娜拉言说》、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任一鸣的《女性文学与美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衍进》、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论性别虚构》等,成为文学史论与批评实践上的重要建树。

如果说第一阶段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基本采用社会历史维度的外部解读加文学内部的主题思想分析这一普适的文学研究模式,那么第二阶段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批评较为纯正专业。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是在人学与性别兼具的语境下前行,那么第二阶段则主要集中于从较为纯粹的性别立场与文化视角向纵深掘进。如果说第一阶段女性文学研究的范式是力图冲破社会运动和政治意图束缚的人学范式,那么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研究则切中了现代性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即在追求自由平等、反抗男权话语中实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范式。第二阶段理论话语的新锐犀利与批判力度,远远地超过了第一阶段新启蒙主义关于人、历史以及性别的论述方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进性和冲击力。

第二阶段对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现代性范式具有建构性意义的理论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社会性别理论。1986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波伏娃的《第二性》被视为女性主义的“圣经”,伊丽格瑞在谈到它的影响时说:“有哪个女人没有读过《第二性》呢?有哪个女人不为之动心呢?又有哪个女人不是因为读了它而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呢?在我们的世纪中,她是最早提醒我们女人所受到的剥削,她使那些有幸读过她的书的每一个女人都感到不那么孤立、感到更需要抗争。”⑥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把女人看作文化建构的产物,是富有创见和启示意义的,影响和启迪了后来的社会性别理论。性别概念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的分析范畴,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被用于女性历史等各方面的研究中。社会性别理论是在肯定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上,强调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和建构下所体现出的社会特征和性别差异。

受第二性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影响,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及批评实践从文化传统、历史习俗、社会政治等各个维度,展开对女性文学的论析和对父权制社会文化的批判,旨在努力彰显两性平等的追求与对压迫的抵抗,已经从一般性文学论述跃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构成了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阐释的不可或缺之维。具言之,第二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开启了对父权制文化的深度清算与男性中心主义的深层辨析,为学术界引入了重要的研究和批评视角,触及女性作为空洞的能指和存在的历史盲区。

第二阶段出现的诸多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浮出历史的地表》无疑最具代表性,它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时加以前沿理论的辅助,深度剖析了男权统治与性别压迫长久被无视被闭锁以致形成存在就是合理的异化真相,指出“性别之权和性别统治出现,民族近两千年的历史才成为一部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女性自身被抹杀,女性的真正存在在男性的阐释中被永远封闭在视觉盲区。这种抹杀本身也被抹杀,男性社会成功掩饰了对女性的奴役,掩饰了自身的统治本质。正因如此,女性掌握着社会统治的真理——解释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⑦。《浮出历史的地表》集中体现了女性文学研究在汲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养分后,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现实,从民族传统、文化心态、女性困境等角度展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实践。正如有学者评价的,“因为有了这部著作,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批评才名副其实”⑧。此外,刘慧英自觉化用女性主义批评范式,从女性解放、社会解放与政治话语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女性自身的诉求、女性真正的解放,被社会、政治的强势话语所掩盖和替代的事实⑨。王绯运用波伏娃等人的理论指出,作为他者的妇女的创造是作为空白之页存在于正宗的文学史上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不公正,必须重写文学史,而重写的意义是“在多元性中寻求最高的认识和解释历史的完善性,命名人类达到对于世界和自身更接近真理的确认”⑩。

第一阶段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注重从文本自身去分析其思想内蕴及呈现女性生存本质,以此反映和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第二阶段则从女性历史转入性别历史,去分析纾解父权制的文化权威如何压抑和遮蔽了女性历史与文学书写,探究和拷问性别在历史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结构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成果使我们看到历史演进脉络中的深层结构,昭示了社会政治结构性别关系,同样性别关系也结构历史政治。这一阶段在文学研究与具体批评实践中对西方理论在文本解读中运用得较为自如,也较好完成了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转化。一些学者曾有这样的质疑:“我们能否仅仅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本质性规定说清中国女性解放的问题呢?我们能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阐释呢?”(11)在中国女性解放问题方面,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确难以做到精准对症,也无法发挥全面指导作用,但在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及历史演进规律性问题的探究上,却颇具有效的阐释力。当然,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的缺失,使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社会性别理论基本上是照单全收,在批判性辨析与吸纳上,的确有反省的空间和余地,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女性文论自身建设,更关系到能否真正形成中国女性主义学派。

第二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遵循的是批判性的现代性范式,即关注和追求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公正与女性解放,而第三阶段遵循的理论范式则是在由现代转向后现代过渡时期出现的后女性主义范式。通常意义上,后女性主义指的是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在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出现的包括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分支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这一范式的价值取向在于超越原有单一的性别视角,尊重差异、重视特殊性,在多元冲突的文化语境下对女性文学进行微观层面的价值探寻。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对于女性被压抑被塑造的事实继续开掘,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影响,开始关注两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问题。事实上,女性主义与后女性主义(12)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差不多是接踵而至。正如格巴在《危机时刻: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身份政治和后结构主义的相互作用,乃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志(13)。后女性主义关注的身份政治的重心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到了女性并非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女人是各自独特的”(14)。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第三阶段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不再拘泥单一的性别视角,而是扩展至更丰富的文化、政治(主要是微观政治)多个向度,不再只局限于两性的平等平权的抗争和呐喊,而在多元与差异的维度进行更丰富更有深度的探究。与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走向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末以至新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也出现由平等论向差异论的转换,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身份政治理论,皆可成为研究与批评的思想资源与方法武器。

放眼第三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所处的世界话语语境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理论界开始打破和重构国家和地区、种族、性别的边界,世界的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发生着转移,即从姐妹情谊语境下追求普遍的、单一的反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共同目标,到开始关注女性阵营内部因国族、种族、性取向等不同而存在的差别。世界主流女性主义理论不仅认为妇女问题并非只是妇女的问题,而且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过程及特点,即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批判女性主义中的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认为不存在不与地域相联系的全球化,女性问题中性别、阶级和种族等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主义的差异理论就已在西方被提出,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差异论者认为,以往的女性主义把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当成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抹煞了由于阶级、种族、民族以及地理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差异,进而陷入本质主义论的虚妄中,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运动逐渐成为基本共识,这表明当时世界的女性主义已经进入后女性主义的时代。

我国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是舶来的,而且发展也相对滞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我国女性主义理论与世界的接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之前的理论闭塞使我们一下子难以跟上女性主义发展的主流,兴奋过后依然基本上停留在女性主义时代,停留在将女性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层面。也许不同于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女性与白人同处共同的社会环境及由此受到的压迫和歧视,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虽为第三世界妇女,却难以产生黑人等族裔的女性那种强烈的对女性同质化理解的反感与对抗,反倒是对英美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著名标语“姐妹情谊是有力的”非常认同,现代性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依然司空见惯,批评界继续热衷社会性别理论的传播运用,在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依然占据半壁江山。当然这与我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境况相关,也与中国女性问题的特殊性相关,更与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相关。中国文学的启蒙使命一直未完成,启蒙与现代化仍是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长期的文化担当,无论是女作家还是批评家都有着难以抹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精英情怀,这是中国女性主义与众不同的特质,反映了全球女性主义理论进程的不同步性。

第三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在女性主义基础上,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开启关注差异与多元的后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其中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理论与后殖民文化理论最受重视,也是批评实践最重要的理论武器。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概念及相关主张被迅速引入,身体写作理论不仅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重要理论源泉,而且在女性文学批评中占据了显要的地位。一些女性文学批评者援引身体写作理论,对一些女作家书写的个人体验、身体感受进行解读,阐释女性文学“具有鲜明的叛逆性解构意义”(15)的“反遮蔽”、“反匿名”及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等诉求的价值与意义。身体理论的确给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增加新意与理论深度,但在理论移植、截取使用的过程中,存在重文本阐释而轻理论建构的倾向。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身体理论因其异质性而不能直接对接本土的女性文学文本,加之“被市场、媒体和批评话语任意引申、挪用而显得空洞和浮泛化了,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的偏见和误解,也为它招致了种种的是非和责难”(16)。其结果是妨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有效展开与理论建设的实绩。

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输入了“身体写作”理论,而且也将关注种族、阶级、地域、性别等的后殖民文化理论一并带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女性文学研究要突破单一的性别视角,在更开阔的理论视野下来进行批评实践,刘思谦指出:“性别不是一切,就像以前大行其是的阶级、民族不是一切一样,性别、阶级、民族这三种人的基本的类身份都不能单一地决定和涵盖文本的全部意义。”(17)李小江也指出:“对我而言,‘民族’比性别要‘大’,就像‘阶级’对你而言也比性别要‘大’一样,它让我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总在关注我们这个民族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部分女人的问题。”(18)的确,第三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已意识到,文学研究如果只关注性别这一维度,势必造成性别的过度阐释,而这种过度阐释必将像以前的阶级、民族过度阐释一样,其结果不但不能带来思想的阐发,反而会造成新的遮蔽。

范式的转换与视野的开阔,深化和拓展了对文本意义的探究,提升了批评的层次与质量。如刘思谦通过解读萧红的《生死场》发现,具有人的自觉与女性自觉的女作家萧红,对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均有切肤之痛,表现出对挣扎在这三重压迫下的“生死场”的生存的人道悲悯:“这里的芸芸众生们‘蝼蚁式’地生存与挣扎,其阶级的、民族的与性别的内涵是浑然一体地蕴含在一个一个个体生命之中的,无法把它们单独切割开来作单方面的阐释”(19)。以后现代多重视角切入女性文学文本的解读范式,带来的是更强的社会现实性与意义的深度呈现,“由此,历史与现实之间、性别与阶级之间、总体性视野与微观政治实践之间,或许可能找到一种更具批判性、更有效的关联形态”(20)。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后殖民视角的介入,使女性文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全球化时代地域性文化与知识的建构与彰显,全球化的急剧发展,使得地域性知识重建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文化认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陈惠芬以王安忆作品为例,从性别意识与种族意识融合角度,提炼其“第三世界女性书写”的特色,认为这些文学文本“呈示的并非是这一问题的解决,而是开始。其与消费主义、跨国资本、‘他者’的关系,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提请着人们的思考”(21)。这种解读彰显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与强劲的思想张力,同时也呈示了女性文学研究者的本土立场。后女性主义研究范式下的批评实践,还体现在对90年代女性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关于东西方男女感情纠葛的故事的分析。戴锦华在《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一文中肯定了这样的批评实践,“一如中国男性知识分子所谙熟的性/政治/权力之间文本游戏规则,在这一新的世界文化语境中,性别/种族/权力间的相互置换与转喻以类似规则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展开”(22)。女性经验与种族身份、民族意识等连接在一起,甚至是以互嵌式方式结为一体,视角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差异的。

后女性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第三阶段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其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身体写作的理论观照所进行的反观自身,从纵深维度前所未有地深化了女性的自我认识与探索;另一方面,在后殖民身份政治文化的观照下,更加理性地进行差异化认知,从全球视域中开启了自我定位与问题审思,并与世界女性主义发展阶段接轨。更可喜的是,对于后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女性文学研究者不再像以往照单全收,而是意识到,“事实上,Feminist不仅来自西方,而且一直主要就是西方的,无论它怎样善意和怎样正在走向世界,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中心’和‘文化霸权’的印记或色彩,使得我们‘认同’的过程也可能成为‘质疑’的过程,吸收和融合的时候不可能不伴随着相应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历史的;也可能仍然是现实的”(23)。这种清醒的反思和审视表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正在向趋于成熟的境界迈进。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女性主义与后女性主义兼有,关注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等因素所铸成的性别角色与身份问题,但在研究与批评实践中并未完全放弃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将女性视为一个整体,注重挖掘男女两性问题主题蕴含,探讨文学的审美表达规律,突出的还是文学的性别特质和两性问题旨归,像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制导下的特别激进的有色人种倡导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思潮理论在中国并未真正发生,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一直秉持两性和谐世界美好的初心,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的女性主义属温和一派,应该说这亦是问题和危机所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性别研究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对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性别问题理解的偏爱。关于性别问题的普遍化的理解,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性别研究的基本出发点(24)。

21世纪以来,女性文学不再像前一个时期声势浩大,甚至也不再是创作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无论是创作和研究似乎都进入了平稳期,成果虽然不少,但有轰动性的成果却不多见。女性主义的批评锐气削减,女性文学的锋芒不比从前,女性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出现“二度边缘化”。不仅如此,中国女性解放的历程与特点也不同于西方,女性解放要求的非内生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不彻底性。同时,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一直在圈里转,在空中飘,大多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自弹自唱”、“自鸣得意”,学术影响力是有限的,男性理论家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习惯性冷漠乃至质疑一直无甚改变。

总体上讲,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深层理论范式,从演进逻辑上看,符合历史现实、文化语境与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呈现从单一到丰富并逐渐深化的走势,研究和批评逐渐由文学层面向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拓展,基本上反映和展现了整体文学研究演进的一般规律。但范式的转换在令研究和批评实践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一定的偏颇。简言之,即文化政治学的意味越来越强,而文学研究应有的语言—审美等元素被削弱或弱化,文学的审美分析受到排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整个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面临的问题,其中有质疑,有困惑,有操作的僵化教条,也有实际的偏离。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一直被质疑的问题同时也是西方理论本土转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摆脱以西释中的陋习,真正实现理论的本土建构与问题的现实回应。此外,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女性文学批评实践活跃多产,而理论建设微弱低迷,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局面并未有多大改观,依然存在。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确存在自觉的理论建构弱化与匮乏,没有形成普适性的、成体系的、有阐释力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是,结合中国女性生存现实、社会状况,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女性自身的经验与传统,建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自身的话语体系和阐释理论。同时,要释放女性文化的正向内蕴与特质魅力,因为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是人类自我反思的一部分,是人类自我审视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的女性主义一直处在成长期,一直在行进中,离真正的成熟尚任重道远。

①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中的职业妇女问题》,《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②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这是国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妇女运动以及文学创作、研究情况,明确提出有关“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等概念。

④李子云:《近七年来中国女作家创作的特点——在联邦德国“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5期。

⑤林树明:《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评论中的性别意识》,《南开学报》2015年第2期。

⑥转引自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405页。

⑦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⑧林树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

⑨刘慧英:《社会解放程式:对女性“自我”确立的回避——重读〈白毛女〉及此类型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11)王富仁:《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南开学报》2010年第2期。

(12)后女性主义也是有争议甚至有歧义的概念,本文主要是在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意义上使用的。

(14)索菲亚·孚卡:《后女权主义》,王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16)宓瑞新:《“身体写作”在中国的旅行及反思》,《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7期。

(17)刘思谦:《性别视角的综合性与双性主体间性》,《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8)李小江、白元淡:《阶级、性别与民族国家》,《读书》2004年第10期。

(19)刘思谦:《性别视角的综合性与双性主体间性》,《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0)贺桂梅:《“个人的”如何是“政治的”》,《南开学报》2014年第2期。

(21)陈惠芬:《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性知识重建——从小说〈长恨歌〉和上海石库门“新天地”谈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2)戴锦华:《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妇女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

(23)李小江等:《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董丽敏:《性别研究:问题、资源和方法——对中国性别研究现状的反思》,《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